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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次县考

(惠民县史志办  王 剑)

  自唐时起,古厌次县的地籍就出现分歧,一为陵县说、二为惠民说、三为两者俱为厌次说等。其中,颜鲁公独树一帜,创陵县之说,使本来相沿有序的历史平添了几分杂音。而欧阳忞的《舆地广记》和李贤《大明一统志》又轻率地继承了鲁公的错误观点,使陵县说侪身史林。自汉至清,中国许多著名的历史地理书籍都并无异意地标明古厌次的位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是将厌次明确地标在古朸县以东,从而确认了古厌次为今滨州市惠民县的结论。

关键词:颜鲁公《东方朔画赞碑阴记》;《水经注》商河流域的马岭城、富平城;厌次即富平。

厌(音压)次,这个古老的文化名城,在鲁北大地上相衍近一千六百年,曾经上演过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说来也难以相信,一座具有千年厚重历史的文化名城,早在唐朝,竟不知所从了。

争论的提出 

 “相传,以秦始皇东游压气,至碣石,次舍于此,因名之。” 这是唐朝《元和郡县图志》在写到厌次时的一段文字。想必是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流行说法,并得到后世学术界的认同。因无资料可查,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姑从其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后在位十一年,五次出行,四次是东巡,其中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是前往碣石压天子之气。这一年应为厌次纪元之始。

厌次,最早见于官方文字记载的始于西汉。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封爰类为厌次侯,食二千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此高祖时厌次。《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此武帝时厌次。 西汉政权建立后,分天下为四十五个郡。《汉书·地理志》在平原郡条中有富平等十九个县,但没有厌次。即然没有厌次,怎么出来平原厌次人呢?这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伏笔。明清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对古厌次方位的争议颇多,一为陵县说、二为惠民说、三为两者并说、四为两者俱为厌次说、五为前汉陵县后汉惠民说等等,曲为说之,莫衷一是。笔者在此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并仅以此文与慧者商榷。

位置的驳论 

应该说,清咸丰九年《武定府志》的编辑们较早对厌次陵县说提出异议。他们在《武定府志》厌次故城的记述中坚持了当时的“正说”:“秦始皇东巡厌气,次舍于此,因名其地。汉置为厌次县。今在陵县名神头镇者,西汉之厌次也。东汉明帝更平原郡之富平县为厌次县,今在阳信县东南三十里,此东汉之厌次也”。而在富平故城的记述中就加了按。厌次:“故城在陵县东北二十里,相距甚远,不应在此。岂张(安世)之故封,本陈留之富平徙邑于此,仍其故号欤?”。“《汉书》陈留并无富平,而平原实有之。不得因《汉书》国在陈留一语,而遂谓陈留亦有富平也。”“或曰平原郡富平县之名,殆因张之徙封,而自以其封之号,名其地欤?然偕不可考。备录之,以阙其疑。”《武定府志》的作者们对陵县说提出了疑问,但终因没有资料为据,未作妄断,存疑来者。

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编者们的案头上同样也摆着这些疑问。而他们则发挥了一下想象力,对厌次作了如下记述:“厌次甚辽阔,今陵县以东尽邑境,皆古厌次之地”。 但实不知“甚辽阔”所指何时。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厌次之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接受诸侯乱国的教训,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九年后,秦始皇亲手建立的政权,被刘汉所取代。那刚刚搭建起的文化构架,尚未及整理,就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厌次的大小我们已无从查证,但从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中国古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按周朝的食采制度:公侯食采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入秦后采取郡县行政体制,县的面积大致于公侯食采面积相同。《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厌次县东西狭长三百里的可能性很小。况陵县与惠民之间还有麦邱(今商河)相隔。

汉承秦制,政区大致与秦相同。汉高祖六年,封爰类为厌次侯,食两千户。当时,重丘(今陵县)、般县(乐陵)、漯阴(济阳)均有行政建置。陵县北十公里为重丘县,南十公里为安德县,往东怎么可能到三百里以外的惠民呢?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十一年),封朸县(商河)为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的食邑。厌次县怎可能从陵县隔着乐陵、商河、济阳辖至惠民呢。此足以证明,《山东通志》的“厌次甚辽阔”之说是敷衍之说,是错误的。厌次非彼即此,没有惠民、陵县同为厌次的可能。

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关于厌次的说法,即西汉在陵县、东汉在惠民,前、后汉的厌次不是一个地方。那么,前后汉时期厌次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汉书·地理志》中的富平侯国与厌次什么关系?这是研究厌次时必须理清的两个问题。

    要弄清以上问题,我们应首先将互无关系的两个时期的两个事件分开。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封爰类为厌次侯,食二千户。前174年(汉文帝六年)因谋反国除。前后二十七年。

    公元前75年(汉昭帝元凤六年),封张安世为富平侯,食三千户。张安世,汉昭帝时重臣,受封两年后又辅佐刘询登帝位,是为宣帝。因辅佐有功,增封一万六百户。九年后(宣帝元康四年),张安世病逝,子张延寿嗣侯位。《汉书·张安世传》载:张延寿“嗣侯国在陈留别邑(注:别邑即河南尉氏县。《前汉书·地理志》“尉氏,郑之别狱也,郑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为邑。”故后称别邑),在魏郡。”

    以上本是远隔千里,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两条平行线,怎么相交了呢?此缘于张安世的韬晦之策。昭帝时,张安世在大司马霍光下任右将军。昭帝死后,诏立刘贺为帝,因刘贺荒淫无道,张安世与大司马合谋废掉刘贺,拥立刘询登帝位,是为宣帝。霍光死后,张安世接任大司马。虽然名声显赫,但做官确很低调,曾两次要求减少、退还封地未许。张安世死后,其子张延寿多次上书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为名要求减户。宣帝以为让,允许“徙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前汉书·张安世传》)至此,这两条线就相并,并相汇了。

    《前汉书·地理志》陈留条并无富平,怎么出来富平侯呢?因笔者僻居一偶,无从获得可征可信的资料。幸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关于商河流域的一段文字走进了我的视线:“商河又东北经富平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乐安亭。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阚骃曰:厌次县本富平侯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封邑。非也。……《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是乃安世所食矣。岁入租千余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国,上书请减户。天子以为有让,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

    此文解决了两个问题:首先说明了东汉的厌次与富平的继承关系。张延寿于西汉62年(宣帝元康四年)迁厌次。东汉62年(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复更厌次旧名。(即“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富平之名正跨前后汉过渡时期。以此推知,两汉的厌次与过渡时期的富平有着继承关系,且没有迁动的迹象,是一个地方。其次,说明了厌次改富平的原因所在。即原富平是西汉张安世的侯国,在河南陈留尉氏县安陵乡,因张安世子延寿请减户才迁至平原郡的厌次县。《陈留风俗传》一书写于东汉时期。后来,唐朝的少帝时期,刘知几在写《史通》时,就已将该书列入散佚的名单,与今世无缘了。但使我们幸运的是,我们的先哲摘录了书中关于富平的内容,使我们偶然间启封了这个困扰千年的迷底。

 辑古寻根 

    现在我们知道了厌次与富平的继承关系,并知道了厌次两地说的错误,让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争论的焦点。两汉时期厌次在哪里?在陵县还是在惠民?我们知道,厌次约在420(北魏时期)迁址马岭城,这是没有争议的。那么,我们就把话题范围就可缩小有这一年的以前。

魏以前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等正史都没有厌次具体方位的信息,我们也只有在其他资料中寻找答案了。

首先给我们提示的是西晋文学家夏侯湛撰写的《东方朔画赞碑》。文中有“我来自东,言适兹邑”句。夏侯湛(约243-291)出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晋武帝时举贤良中第,任一郎中小官,但一直未被重用。怀才不遇的他,与晋初文人墨客相与诗赋,颇有文声。与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交善,人称连璧。他散居无事,从京城洛阳千里迢迢来到厌次,看他在乐陵国任太守的父亲夏侯庄。知县西有东方朔冢,见有东方先生画像,作为文学家的他,感先生之博达通变,信手赋之,以表达仰慕之情。从“我来自东”知,夏侯庄任职的乐陵国治所在东方朔冢的东边。此中有两个相互标定方位的参照系,即“国”与“冢”。此为东晋夏侯湛时期城与冢的方位关系。还有一种说法,是颜鲁公在《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下简称《阴记》)中厌次城在“庙西南一里”,正与夏侯氏相反。这使我们感觉到,确定乐陵国治所所在的县,为更进一步研究厌次的位置创造条件。我们还需从《晋书》中寻找端倪。

《晋书·地理志》乐陵国条中有:厌次、阳信、漯沃、新乐、乐陵五县,却没注明郡治所在。但在《晋书》前的《后汉书·郡国志》中有“凡县名先书者,郡所居也”句。而《晋书》的体例中却明显有“先书者,郡所居也”的痕迹,如平原郡治平原、河间国治乐城、博陵郡治安平、常山郡治真定、高阳国治博陆等等很多很多,这些先书者,都是所在郡国治所,而厌次正是乐陵郡的先书者。如果以上是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晋书·邵续传》里的一段文字:“王浚假续馁集将军,乐陵太守,屯厌次。”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夏侯庄所任的乐陵郡治所在厌次而不在乐陵。此结论并非臆想,在很多先哲们的著述中如:《晋书》、《读史方舆记要》、《水经注疏》、《大明一统志辨误》等我们都能看到,此不重复引注了。

持不同意见者以《晋书·地理志》中乐陵县后注有“有都尉居”为依据认为:乐陵国治所在今乐陵县,以圆“我自东来”之说,其实这是对“都尉居”一名的误解。

都尉一职始于战国,初设时称“尉”,俱为中级军职。早在西汉景帝时期,设都尉做为佐职,负责管理兵事。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说:“主管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前117年(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除仍保留佐理兵事的都尉外,又设了三辅都尉。还根据不同的需要,在全国设置了关都尉、水衡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宜河都尉、护漕都尉等九十四个都尉治。除三辅都尉外,其它都尉皆非政府序列,主要是管理一些如水利、山林、漕运、屯田、归降敌国管理等单项事务,级同太守。还规定了设都尉的原则:“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也就是说,都尉治设在远离郡治的县武定域所占三郡中,在千乘郡的蓼城(利津县南宋乡刘城村)、平原郡的乐陵、渤海郡的高城分别设了都尉治。31年(东汉建武七年),撤都尉治,其职并入地方太守。很明显,《晋书·地理志》中乐陵的“都尉居”即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在乐陵郡的乐陵县设置的都尉治,并非政府序列。很明显,《晋书·地理志》中乐陵的“都尉居”即是汉武帝元鼎四年在乐陵郡的乐陵县设置的都尉治,并非政府序列。

另,“我自东来”句,被晋末历史地理学家徐广在《汉书音义》中引为“县西有东方朔冢”。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用了此话,后世的地理著作中多引此语以表明厌次有个东方朔。使我们惊奇的是,此方位提示也正与传说中东方朔的故里在惠民钦风的方位相吻合,这该不会被理解为千年前埋下的伏笔吧。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颜鲁公在《阴记》中言“庙西南一里”,不知何据。

东方朔在钦风的传说由来已久。1015年(北宋大中祥符八年),棣州及厌次城由古城马迁来现址,在建城同时,也将原址在钦风的朔庙移建到城里,朔庙里供的就是东方朔。最初为祠堂,明嘉靖时扩建为庙宇,以计岁享受祭祀。明著名诗人李三才在棣州城拜谒了东方朔祠,并写下五言律一首:“金门称六隐,古宇俨高风。调笑汉天子,优游给事中。龙蛇何自定,夷柳竟谁工。自顾成轻薄,驱车古庙东。”

其次给我们提示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他在《水经注·商河》中说:商河“商河又北径平原县东,又径安德县故城南,又东北径平昌县故城南,又东径般县故城南,……又东经乐陵县故城南;又东经朸县(商河东)故城南……;又东北流经马岭城西北,屈而东注,南转,经城东。城在河曲之中……;又东北流经富平县故城北……。”商河自平原、安德、平昌一路下来并没提到厌次,而在朸县后才提到马岭城、富平故城的名子,并提出了二城的方位概念。紧接其后又说:大河“东北径般县、乐陵、朸乡至厌次,县故城南为厌次河。汉安帝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数百乘船寇平原,县令刘雄,门下小吏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后附图)以上两则引文中两次在朸县(朸乡故城在商河东棘城附近)后提及厌次故城、富平故城,并说明朸县与马岭城、富平城(即厌次城)的座标关系,况文中提到公元108年(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厌次故城南有厌次河(即今徒骇河),这就很清楚地标明了东汉时厌次的方位。

    郦道元生活在北魏时期,从少年起就爱好游览。他跟随父亲在青州时候,曾经与友人对九河故道进行实地考查,核实书上的记载。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和详细的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为《水经注》的完成付出了巨大精力。《水经注》成于公元500年左右,当时厌次县正在马岭城,离第一次迁城尚不足百年,其权威性是毋庸质疑的。有人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其中:东汉应劭的《地理通俗记》、晋阚骃的《十三州记》、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南朝徐广的《汉书音义》以及《三齐记》、《山海经》、《魏土地记》等,都是北魏前重要的专业地理类书籍,内中好多书已散佚,已与我们现代社会无缘了,我们只能从先哲们的引述中获得支言片语,所以我们除引征之外没有任何评述的资本。

第三次,也是一次较为清楚的提示,是唐太宗的四子魏王李泰所著的《括地志》。书中记载:“富平在沧州阳信县东南四十里,汉县也。” 《括地志》成书于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也是一本常被后人引注的历史地理名著,因距两晋时期的厌次已三百年之久,所以这也只能是魏王李泰的研究成果,但那时的皇家资料要比现在丰富的多,因而也具有权威性。这也是继《水经注》和南朝末年顾野王撰写的《舆地志》后把富平(厌次)的位置说的最详细的一次,后世关于富平(厌次)方位的记述多引征于此。也不知百年后,大战在即的平原太守颜鲁公在写这篇《阴记》时有没有关注过这本当朝的地理名著。

第四次,几乎是与颜鲁公写《阴记》的同时(766年),杜佑也将他的《通典》铺排开了。《通典》是记述从远古时代的黄帝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变迁的行政典章类书籍,全书共二百卷,一百七十万字,被誉为中国著名的“十通”之首。杜佑在写《通典》时,厌次县已列在乐安·棣州名下,方位在今惠民县已无争议。因为是行政典章类书籍,所以他必须对厌次做出负责任的解释。他倾三十五年之努力,也没有发现厌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在乐安·棣州·厌次栏下只简单地注明“厌次,汉旧县,又为富平县。”(《通典》一百八十卷)。紧步其后的是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行印的《元和郡县图志》。此书是继《括地志》后的又一部国家历史地理专著,它在第十七卷的棣州厌次下注曰:“厌次,本汉富平县,原属平原郡,后汉更名曰厌次。”此后几年行印的国家地理专著《十道志》也延用了此说。这几本都是在鲁公《阴记》后行印的唐朝国家历史地理书籍,被后世引为精典。它们都摈弃了鲁公关于厌次之说,传承了秦汉两晋以来的正说。所不同的是增加了一个参照系棣州。这使厌次的方位更加确切。

以上的四次提示几乎涉及到了魏晋隋唐以前所有重要的正史及地理专著,从没有厌次在陵县的痕迹,就连善稽根究源的《中国地名大辞典》也搞的茫不知其然了:“西汉之厌次在今陵县说,遍考《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太平寰宇记》诸书俱不载,未详明统志何据”。

 四 悖论溯源 

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年)颜真卿出任平原郡太守,受安禄山节制。上任后,就察觉安禄山必反。于是,他明里泛舟赋诗,暗里整军备战。安禄山知其为人,对他很不放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派平冽、闫宽、李史鱼前去巡察打探。为了表现那种超凡脱俗、不虑国事的假象,他迎客人于边境上,陪客人游玩,并当场写了《东方朔画赞碑阴记》。在这篇书法巨作中,他以东方朔画赞碑为依据,将夏侯湛文中的“郡人”臆解为“故厌次城在平原郡安德县东北二十二里,庙西南一里”。即今陵县神头镇。但使他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字写的太好,后代文人争相临摹,游戏敷衍之作竟成为历史凭据。

其实,颜鲁公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学者。他出身于儒学世家,七世祖颜之推,五世祖颜师古都是语言文字学界、历史学界泰斗。他凭什么写出的这篇《阴记》,而且把地址写的如此详细,其所出者何?我们不得而知。我曾想在颜鲁公《阴记》所参考的书中试找一些细节。鲁公在《阴记》中列出他看的书有:《汉书》、《风俗通》、《武帝内传》、《十州记》、《列仙传》、《神仙传》、《高士传》等。这些书都记载了东方朔的故事,可见鲁公对东方朔其人知之甚深。书中除《汉书》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外,多为传说类志怪小说,而《汉书》和《风俗通》仅证明富平与厌次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鲁公仅知东方朔其人,并没注意到厌次的地理方位,未果。

此时又想起东方合。2008829《齐鲁晚报》刊载了《东方朔籍里考证》的一篇文章,文中以出土的东方朔第二十八代孙东方合墓志铭为证,说明东方朔是陵县人。此说虽从逻辑种属关系上差之有距,但使我们知道,东方朔故里被安到陵县并非空穴来风。东方氏一支迁居陵县,其中,二十八代孙东方合殁并铭于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碑立陵县神头镇,此时,已去东方朔八百多年了。627-643年(唐贞观元年至十七年),厌次曾一度归德州管辖。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德州太守韩思复重刻《东方朔画赞碑》后,将东方朔的碑客置神头镇,与其二十八代孙合祀,三十四年后,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此两碑立于神头镇,鲁公是否以客为主,据为东方朔祠?不好妄断。

 五 后世的影响 

    从以上唐宋时期的重要地理专著看来,自公元754年颜鲁公的《阴记》出世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对史学界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太平御览》,始于977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历八年完成。是宋代最重要的御制类编类书籍。全书1000卷,以引证广博见称。据《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载:《太平御览》引证书类达2579种之多。此书体例是每条引证都先写书名,次录原文,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加己见。初名《太平总类》,后因宋太宗日览三卷,故改为《太平御览》。该书在第一百六十二卷的棣州厌次栏下延用了《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十道志》的说法:“厌次,本汉富平县”。并将东方朔归在了棣州栏下。随后出版的《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也都没有受到《碑记》的影响。

颜鲁公一生中著述甚丰,但多为文学和书法作品。尤其是书法,其结构严密,点画圆整,端庄挺秀,被誉为中国书法四大体之一。应该说,一篇《阴记》的魅力并不在于文中内容的真实与否,就象被贬黄州而作《赤壁怀古》的苏东坡。而真正使后代感动的是他的人格和书法魅力。迄至宋朝,欧阳修的从孙欧阳忞就是被颜真卿的人格及书法魅力所感染的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人。是他第一次将颜真卿应时之作在《舆地广记》中进行阐释,使之成为一种正说。从这时起,厌次的历史开始有了杂音。紧接其后的就是明天顺间(14581464)《大明一统志》的主篇李贤。话到这里,历史又平添了几分沉重。

    《大明一统志》在谈到沾化时,知沾化位于古厌次北。因受颜鲁公《阴记》及《舆地广记》所蔽,以陵县神头镇为厌次,北移五十里找沾化,找到了河北吴桥(隋将陵)。遂臆断为:沾化古为重丘,隋称将陵。此说竟将沾化西移三百里,历史上延至春秋时期。真是一个近拟荒唐的笑话,做为国家的一统志,竟出现如此低级错误。沾化本是一个经历非常简单的县份。在两汉、隋唐、五代均无行政建置,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升招安镇为县,1195年(金明昌六年)改招安为沾化,1956年县城迁至今址。叶圭授在他的《续山东考古录·大明一统志山东沿革辨误》中谈到此时不无讥笑地说:“展转乖舛何至于此!”。但是,《大明一统志》对以后的地方志影响颇深,错讹之处多由此出。清代著名学者方苞在《与一统志诸翰林书》中评价说:“《明统志》为世所诟病久矣,……是书所难,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迹。……而所有折衷,是以重复,讹舛,抵牾之病纷然。”对此类错误没必要太认真,这只说明,颜鲁公之误,已至如此。清道光年间的著名地理学家叶圭绶写了《大明一统志辨误》专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自《舆地广记》刊印后,关于厌次方位的异论就上升为大雅之作,堂而皇之的侪身史林,紧随其后的《大明一统志》刊印后的一百多年来,给刚刚蔚兴的地方志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包括惠民在内的许多地方志,对这种异论产生了普遍认同。迄至清朝,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觉察其鄙,对颜鲁公的《阴记》进行辩证,从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到道光年间的叶圭绶,到清末民初的杨守敬,奋近三百年之努力,已厘清厌次之误。

    康熙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首先排除《大明一统志》的干扰。他在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所著《读史方舆记要》第三十一卷中对武定州进行解释时说:“厌次废县,今州治,秦县也。相传秦始皇东游,厌气于此,因置厌次县。汉高祖六年,封功臣爰类为侯邑。宣帝徙封张安世子延寿为富平侯,邑于此,遂为富平县,属平原郡。……明帝永平五年,复改富平为厌次县。”

    其次就是清道光年间著名地理学家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大明一统志山东沿革辨误》中对厌次的讹传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剖析:“《魏志》……、《旧唐志》……、《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后汉书·郡国志》……、《太平御览·东方朔迹》皆系棣州,不系德州,诸书并无异说又如此。独颜鲁公东方像赞碑阴记称:‘厌次城在安德县东北二十二里,庙西南一里’。盖厌次本晋乐陵郡治,夏侯氏立碑在彼本文自明。隋置棣州于厌次,后废。唐初复,又废。厌次于贞观元年曾属德州,德州在隋唐为平原治,与汉厌次属平原适合,遂移庙于彼(开元初刻碑),其地又适有汉重邱故城,因附会而为此说。鲁公偶未之考耳。”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看出,叶氏在辩误时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地理类名著,严谨缜密、合乎情理地推理,使模糊的视线清晰了起来。

    清末民初,学坛公认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他的《水经注疏》中就更明确地阐明了厌次与富平的关系:“考厌次侯爰类,传子至孝文五年,以谋反诛,国除。而张安世封富平侯在昭帝时,其封邑本在陈留郡。及子延寿嗣爵,徙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则昭帝以前,平原无富平侯国也。盖厌次国除之后,本为厌次县。宣帝移富平侯国于此,始去厌次之名。明帝时仍复其旧。《水经注》谓厌次故名非始明帝,盖复故耳。其说精而当矣。”至此,我们已明确地知道: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张延寿所徙封的“平原一邑”,即是已绵亘一百三十九年之久的古厌次。

   以上典籍、学者轮辐聚轴式地阐明了观点,现在我们可以对厌次做以下记述了:厌次县,肇建于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秦汉魏晋时期建城于惠民县东大桑落墅。前201年(西汉高祖六年)封爰类为厌次侯。厌次是为侯国,前175年(西汉文帝五年),因谋反封国被除,改称厌次县。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富平侯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徙封于此,地名以其封号改称富平。62年(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复改富平为厌次。

六 留下反思

颜鲁公兀出一语,使几百年来的史学界百思不得其解。上文中,我们已直接或间接地援引了鲁公写《阴记》前、同期已及以后的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地理名著,如:《地理通俗记》《风俗记》、《十三州记》、《三齐记》、《徐广音义》、《水经注》、《通典》、《舆地记》、《括地记》、《元和郡县图志》、《山海经》、《禹贡》、《魏地记》、《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城邑考》、《读史方舆记要》等等。诸书并无异说,独鲁公悬然特例于诸子,这还不足以使我们现代文史问个为什么吗?

其实,颜真卿的《阴记》也不过是一篇文学作品。而就这篇文学作品,几乎颠覆历史地理界的众说。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没有传统、没有继承关系的说法,何以迥然殊异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正途之外而能够独立存在呢?唐李吉甫一句话切中实要:“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在研究历史地理过程中,如果漠视中国历史文明的传承,茧于地域重累,热衷于“采谣俗者”,不顾逻辑关系的混乱,仅凭热情、勇气和想象力,摆香案以征鬼神,这样的研究会使我们在不觉中走向歧途。

关于厌次的正说从秦汉、魏晋、唐宋以至晚清,相延有序,资料俯身即拾。但由于颜鲁公的横空出世,把问题搞的复杂了起来,而更复杂的是地方志的介入,使后人的视线更加模糊。如今,社会科技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资料并不难搜集。持厌次异论者对这些历史地理巨著却讳莫如深,不知所为者何。 

 

参考文献:

[1]《二十五史》上海书店编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通典》唐 杜佑编著 颜品忠等校点 岳麓书社,1995

[3]《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编 中华地图学社,1975

[4]《元和郡县图志》唐 李吉甫编著 贺次君点校 中华书局,1985

[5]《水经注》北魏 郦道元著 陈桥驿校正 中华书局,2007

[6]《续山东考古录》清 叶圭绶 清光绪八年山东书局重刊刻本

[7]《读史方舆纪要》清 顾祖禹著 贺次君 施和金点校 中华书局,2005

[8]《括地志》唐 李泰著 贺次君点校  中华书局,1980

[9] 《武定府志》清 李熙龄 1859年(清咸丰九年)

[10] 《山东通志》清1737年(清乾隆元年)惠民县档案馆藏本

[11] 《水经注疏》民国 杨守敬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2] 《太平御览》宋 李昉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 《太平寰宇记》乐史著 王文楚等点校 中华书局2008